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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特别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期，是中国社会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时期，虽然时间并不算长，但却是中国古代人口数量急剧变化的时期、人口数量的巨大变化，对该时期的各个政权内部及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统一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东汉桓帝以后，东汉王朝的人口数量呈现大副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疾疫、灾荒、战乱和土地兼并等现象引起的，特别是瘟疫，对社会人口形成了极大的摧残。《

除了天灾疫病之外，还有就是人为造成的人口骤减。董卓、李傕、郭汜之前，关中人口尚有数十万户，但纵兵之后，两年之内，”相食略尽”，满目疮痍。而这种人口减少的趋势并没有很快因为三国政权的出现而停止，曹操、孙权、刘备三者之间不断的战争和讨伐此起彼伏，使得生产无法顺利进行，大量人口死于战乱和兵役，疾病也大量涌现。即使是被群山包围的成都平原等川内地界，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诸葛亮也说”自顷以来，军数远征，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又哀叹道：”去年天降疫病，民有凋伤”。非但蜀地如此，即使是初期的北方，也是曹操在《蒿里行》所写的那样”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凄惨状况。下面我们来简要探讨一下三国时期人口的变化趋势。

《三国会要》卷二十庶政上户口篇载：

魏有户口六十六万二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及平蜀，得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通计户九十四万二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蜀汉章武元年，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吴赤乌五年，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晋武平吴，收其图籍：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王隐《晋书》；《晋阳秋》和《通典》均有载）――按薛宗传：朱崖八月引户人民集会；是其时料民犹以八月也。

杨晨笺注曰：蒋济、陈群言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杜恕言不如往昔一州之民。裴松之引太康地记：晋户口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户补农那嘎居半，言魏当无大殊也；群言为过。按张璛传言：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刘照续汉书注云：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九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昔汉永和五年，南阳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也。当时户口之衰可见。然魏武初得冀州，谓崔琰曰：昨按户籍，可得三十万众；则诸人所言亦过当矣。

再看《

十余年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变动。魏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文帝受禅，人口之损，万有一存。景元四年（263年），与蜀统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可见基本上各处记载是接近的。

吴国情况也和蜀、魏类似。《

从以上分析大致可以看出当时人口变化减缓的趋势，似乎给人一个比较稳定的看法，但是同时还要考虑到长期的战乱对人口减少造成的巨大影响和生产的破坏带来的人口增速缓慢等因素。由此可以想象到人口其实是大幅度的增长而已，只是在战乱纷争的年代因各种不利因素抵消而已。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下面我要谈到的人口迁移问题，这不仅是三国时期，也是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问题。

人口迁移有主动和被动两种形式。先讲被动形式，这便是战争时期流行的军事强制掠夺徙民政策。三国时期，战乱频繁，各个政权的统治者深感人手不足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然而人口和土地不一样，人口存在增长慢的特点，而且单纯依靠生育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为此，各个政权在进行战争的同时，也加紧了对人口的掠夺，特别是在对他们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强行用军事手段将他国人口驱赶或者掳掠到本国或本政权管辖范围内，从而造增强自己势力的同时削弱敌方。

此外还有就是本政权内部的人口掠夺和强行迁移。下面来大致谈一下魏蜀吴三个政权的人口迁移。

曹魏政权对人口的迁移，主要是两种，一个是掠夺战胜后地方的民众，如《

除此以外就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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